巴西进口农药86.3万吨，70%来自中国

2025年，中国和巴西之间有两条方向相反的农业货流。一条从巴西驶向中国：巴西国家供应公司Conab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巴西出口大豆 1.0818亿吨 ，其中 8540万吨 运往中国，占 78.9% 。 另一条从中国驶向巴西，运的是种大豆所需的工业品。化肥是其中体量最大的一项，2025年巴西从中国进口约 1190万吨 ，中国首次成为巴西按数量计最大的化肥来源国。但比化肥更集中的是农药。 巴西圣保罗大学农业经济研究中心CEPEA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1至10月，巴西进口农用化学品 86.3万吨 ，同比增长 33% ，其中 70% 来自中国。化肥的来源相对分散，俄罗斯、加拿大、摩洛哥各有优势品种，2026年前三季度俄罗斯又重新回到第一。农药不一样，巴西最大用量的除草剂，几乎全部依赖中国的工厂。 半个世纪扩张，把农药需求推到全球第一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农药市场。2024年巴西作物保护产品的销售额达到 143亿美元 ，超过美国的 133亿美元 。据先正达巴西负责人的说法，2025年这个市场规模达到 161亿美元 ，同比增长 4.8% 。 巴西成为农药大国，是半个世纪农业扩张的结果。1970年代以前，巴西中西部的塞拉多热带稀树草原被视为不宜耕种的贫瘠之地：土壤酸性强、铝含量高、极度缺磷。 1973年，军政府成立巴西农业研究公司Embrapa，目标之一就是把这片土地变成粮仓。研究人员用石灰中和土壤酸性，大量施用磷肥改良土壤，又培育出适应低纬度、短日照的大豆品种。原本属于温带的作物，从此一路向赤道方向推进。 这场“塞拉多革命”给巴西农业留下了两个影响。一是对工业投入品的依赖：贫瘠的土地要靠化肥和改良剂持续供养，高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外部投入之上。二是热带带来的病虫草害压力：这里没有冬季低温来打断病虫害和杂草的繁殖周期，防治几乎全年不停。 热带的另一面是更长的生长季。巴西的农田一年可以收获两季甚至三季，大豆收获后，农户紧接着在同一块地上播种二季玉米，当地称为safrinha。作物不停轮替，每一季都要重新防治，单位面积的年用药强度随之成倍放大。 耕作方式的演变，又把这种压力集中到了除草剂上。1972年，巴拉那州的一位农场主开始尝试免耕种植，不再翻耕土地，而是直接在前茬作物的残体上播种，以对抗热带暴雨造成的水土流失。这种方法后来在巴西大面积推广。免耕保住了土壤，却不再依靠犁地清除杂草，除草几乎全部交给了化学药剂。 转基因大豆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。1990年代末，耐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种子从阿根廷大量流入巴西南部，农民私下种植已成既成事实。政府在2003年以临时措施予以承认，2005年通过《生物安全法》将其合法化。耐除草剂作物与免耕体系结合在一起，草甘膦成为整套种植制度的核心投入品。 这套制度背后，还有巴西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。巴西的商品农业以大型农场为主，土地高度集中，内陆农业区地广人稀，人工既难找又昂贵。对这样的经营主体来说，用化学药剂代替人工除草、用机械和飞机统一施药，是成本最低的选择。而2000年以后持续扩大的中国大豆需求，又不断推动耕地向塞拉多深处延伸，把这套高投入的种植模式复制到更多土地上。 结果反映在数据里。IBAMA的统计显示，2024年草甘膦及其盐类在巴西的销量为 23.19万吨 ，在所有农药有效成分中排名第一。Embrapa的研究显示，2010年至2020年，巴西除草剂使用量增长 128% ，同期耕地面积只增长了 24% 。用量增速远超面积增速，正是多季种植、免耕和转基因体系几十年叠加的结果。 草甘膦为什么集中在中国 巴西用的草甘膦，大部分不是巴西造的。巴西政府在2025年的一份产业政策文件中披露，2023年巴西进口草甘膦原药 5.06万吨 、制剂 9.68万吨 。进口原药中 97.8% 来自中国和美国，进口制剂中 98.5% 来自中国。扩大到整个除草剂品类，2025年中国对巴西出口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相关产品 16.32亿美元 ，占巴西此类进口的 70.76% 。 草甘膦能杀死几乎所有绿色植物，原理是卡住植物体内一种关键的酶。植物靠这种酶合成自身必需的几种氨基酸，酶一失效，植物就会慢慢“饿死”。人和动物没有这条合成途径，所以草甘膦对植物致命，对动物的直接毒性相对较低。耐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，是被植入了一种来自细菌的“替身酶”，草甘膦卡不住它，所以田里喷药之后，杂草死了，大豆还活着。这正是免耕加转基因体系能运转的技术前提。 从分子结构看，草甘膦可以理解为在最简单的氨基酸甘氨酸上，再接上一个含磷的基团。造它需要两类原料：一副含氮、含碳的“骨架”，以及一个磷的来源。两条主流工艺的差别，就在于骨架从哪里来。 IDA法由孟山都在1971年开发，先造出一种叫亚氨基二乙酸的中间体，再一步步加工成草甘膦，流程短、收率高、污染少，但中间体的成本更高。甘氨